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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毅肃最新娱乐体验_为父不仁by(2024年12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中小站长动力网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2-01

萧毅肃

抗日名将萧毅肃曾在远芳的微博视频

湖南芷江受降纪念馆：一纸降书的历史见证 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湖南芷江的七里桥村磨溪口机场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日本第一份投降书在这里草签，这就是著名的“芷江受降”。这次受降实际上是“洽降”，之所以选择在芷江，是因为这里建有当时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同时也是保卫重庆的军事重镇和湘西会战的战略总部。芷江受降纪念馆所在的景区包括一园三馆：芷江和平园、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和飞虎队纪念馆。在这个区域内，你可以看到芷江受降纪念坊、中国战区总受降旧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和萧毅肃陈列室等建筑。交通方面，芷江受降纪念馆位于芷江近郊，靠近怀化芷江机场和沪瑞线路边，临近潕水。你可以选择自驾、公交前往，甚至还可以乘坐飞机到达芷江。受降纪念坊上的对联也颇具历史韵味：蒋：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李：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纪名城何：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这些对联不仅展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也体现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

1949 年 11 月的时候，解放军通过电台对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喊话，夸他在成都维持治安搞得不错，只要不搞破坏，解放军是很欢迎他的。严啸虎是刘湘的心腹，刘湘一死，他就没了兵权，只被安排了些没实权的职位。南京和上海解放后，蒋介石把防御重点放到了西南，四川尤其关键。蒋介石弄了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让张群当长官，钱大钧等做副长官，杨森也是副长官。以前刘湘在的时候，严啸虎是成都卫戍司令，这次蒋介石又让他当了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是四川人，他可不想落个坏名声，所以上任后就尽量维持原样，不抓人，也不搞破坏。蒋介石逃到成都后，住在“中央军校”，不停地接见军政人员。没几天，蒋介石就任命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鲁崇义和严啸虎是副总司令。其实这就是蒋介石信不过川军，让胡宗南的部队来接管城防。蒋介石召见严啸虎时，严啸虎说想撤销警备司令部。蒋介石嘴上让他别多想，实际却让他去找胡宗南商量，把两个司令部合到一块儿办公。严啸虎见到胡宗南，胡宗南让他先管着警备司令部。严啸虎就说人手不够，治安不好维持。鲁崇义在旁边也说严啸虎的保安部队装备太差。胡宗南琢磨了一下，决定合署办公，让盛文负责。顾祝同和严啸虎关系好，在成都的时候就住在严家。胡宗南对严啸虎倒也随和。顾祝同跟严啸虎说，有去台湾的飞机，让他家人收拾一下。严啸虎没办法，只能答应。严啸虎送走家人后，发现情况不对。盛文下令让“中央军”接管城防，蒋介石通知邓锡侯、刘文辉到军校会面。邓锡侯、刘文辉知道情况紧急，就分头行动，前往彭县，还通知严啸虎在彭县等他们。严啸虎借着防守副司令的身份，顺利出了城，赶到彭县，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蒋介石得知后，耍起了两面派手段，一方面准备出兵镇压，另一方面让王瓒绪去劝说。王瓒绪去劝邓锡侯、刘文辉回去，他们拒绝了，还反过来劝王瓒绪一起起义。胡宗南派兵查抄了刘文辉的公馆，不过没动邓锡侯的公馆。胡宗南和盛文宣布严啸虎还在岗位上，说成都防守司令部在搞破坏，严啸虎的名字还出现在布告上。但严啸虎参与了彭县起义，有邓锡侯、刘文辉等人作证，胡宗南想嫁祸也没用。成都解放后，严啸虎和邓锡侯、刘文辉等人迎接贺龙司令员。严啸虎起义这事影响到了他在台湾的家人，他们被赶出了临时住所。萧毅肃给了严家人一笔钱，让他们去租房。萧毅肃还帮严家人离开了台湾，后来他们在香港和严啸虎团聚。严啸虎在台湾的家人受到冷遇，被赶出临时住所。萧毅肃给了严家人一笔钱，让他们租房。萧毅肃帮助严家人离开台湾，他们在香港和严啸虎团聚。严家人能脱险，萧毅肃帮了大忙，但关键作用的还是那个国民党大员，他的级别肯定非常高。严啸虎在回忆中刻意隐去了这个人的名字，应该是不想让老朋友受到蒋介石的迁怒。

1949年11月，解放军用电台向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喊话：“严啸虎注意，你在成都治安维持的不错。只要不烧杀、不破坏，我们是很欢迎的。” 严啸虎是刘湘的亲信，刘湘死后他受到排挤，被夺去兵权，担任的都是军委会高参、重庆绥靖公署参议之类的虚职。在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老蒋将防御重心放在了西南，四川更是成为重中之重。为了让川系将领卖命，老蒋设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以结义兄弟张群（四川人）为长官，心腹钱大钧等人为第一副长官，川军元老杨森、邓锡侯、潘文华、孙震、王瓒绪等人为副长官。刘湘在时，严啸虎担任过成都的卫戍司令，这次被老蒋委任为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身为四川人，不愿担上糜烂地方的骂名，到任后尽量不抓人、不破坏，维持现状为主。重庆解放这天，老蒋飞逃到成都，住在“中央军校”。到成都后，老蒋显得很是忙碌，频繁接见军政人员，面授机宜。几天后，老蒋下发委任，以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鲁崇义、严啸虎为副总司令。盛文是黄埔六期生，胡宗南的参谋长，鲁崇义早年是西北军孙连仲的部下，此时是胡部的军长。这番人事任命，明显是老蒋对川军不放心，将成都的城防让胡宗南的部队接手过来。老蒋召见严啸虎时，严啸虎干脆提出，既然设立了防守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应撤销。老蒋一面装模作样的让严啸虎不要多想，好好干，一面却让他完了去找胡宗南商量，尽快让警备司令部和防守司令部合署办公。严啸虎去见胡宗南，说了原委后，胡宗南说：“我这边焦头烂额，警备司令部的事你先管着。” 严啸虎说：“警备司令部人手本就不够，近日入城的中央军不断增加，秩序实在难以维持。” 一旁的鲁崇义插话说：“严司令的保安部队，拿的都是土枪，根本管不住那些拿卡宾枪的。” 胡宗南考虑了一会后，说：“那就合署办公，由盛文来负责。” 顾祝同和严啸虎私交不错，在成都期间就住在严家，这也就是为何，向来对杂牌将领趾高气扬的胡宗南，对严啸虎显得很是随和。 6日傍晚，顾祝同见完老蒋回来后，对严啸虎说：“明天早上有一趟去台湾的飞机，我让留了座位，你让家眷收拾一下。陈诚那边，总裁和我都安顿了，已留好了住所。” 严啸虎明知这是老蒋以家人做人质的手段，但却又无法推辞，只得无奈的答应。第二天清晨，严啸虎来到机场，看着家人乘坐的飞机离开后，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送走家人的严啸虎，回到城内后发现情况不对劲。原来，盛文突然下令，让“中央军”接管成都城防，限在黄昏前完成。老蒋这边，又通知邓锡侯、刘文辉下午到军校会面。暗中筹划起义的邓锡侯、刘文辉，知道要是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两人分头行动，出城会合后前往彭县。两人在离开时，派人给严啸虎捎话，说在彭县等他。 9日，借着防守副司令身份的便利，严啸虎顺利出城，赶到了彭县，在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领衔起义的通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老蒋得知后，采取两面手段，让胡宗南调集部队，准备军事解决的同时，又让王瓒绪去当说客。王瓒绪对邓锡侯、刘文辉说：“总裁答应，只要两位回去，一切都好商量。你们对王陵基不满，他的省主席可以撤换，由晋康（邓锡侯的字）担任。如果不相信，可以把蒋经国派来为质。” 邓锡侯、刘文辉拒绝后，劝说王瓒绪一同起义，王瓒绪叹气说：“我无罗求雀，自知妄想，不过存之旦夕，不得不勉尽人事。” 由于解放军已逼近成都，胡宗南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去进攻彭县起义的部队，为了泄愤，胡宗南派兵查抄了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将里面的东西抢掠一空，但对邓锡侯的公馆却没有骚扰，这是故意分化的手段。胡宗南和盛文商议后，对外宣布严啸虎依旧“在岗”，此后，成都防守司令部在捕杀地下党、进步人士及搞破坏时，张贴的布告中，严啸虎的名字赫然署在上面。由于严啸虎参与了彭县起义，有邓锡侯、刘文辉等诸多人为证，胡宗南这种嫁祸的小把戏，未起到任何效果。成都解放后，严啸虎和邓锡侯、刘文辉等人，在入城仪式中，在北门迎接贺龙司令员的到来。受严啸虎起义的影响，他在台湾的家人受到冷遇，被赶出了临时住所。“参谋次长”萧毅肃是四川人，和严啸虎有一定交情，他给了严家人一笔钱，让他们租了房子，免去了流落街头。萧毅肃见严家人待在台湾不是长久之计，便主动出面斡旋，替他们办好了离开的手续。当严家人来到台北松山机场准备登机时，郑介民带人突然出现，质问为何要离开。严家人解释说去香港投奔亲友，郑介民根本不相信，厉声让他们返回住所，一旁送行的萧毅肃上前求情，但也不好使。就在郑介民挥手准备让手下将严家人强行带离机场时，一个国民党大员出面了。面对此人，郑介民显得很是恭顺，带着手下当即离开。严家人到香港后不久，顺利来到重庆和严啸虎团聚。严家人能脱险，萧毅肃帮了大忙，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那个国民党大员，此人能让郑介民卖帐，级别肯定是非常高的。严啸虎在回忆中，刻意隐去了这个人的名字，应该是不愿让老朋友因此事受到老蒋的迁怒。

1949 年 12 月，孙元良召开军事会议，准备攻打起义的邓锡侯等人，结果两个军长、七个师长一起抵制，都不参加会议。孙元良发现难以控制部队，就自己逃走了。 11 月 30 日，蒋介石从重庆仓皇坐飞机来到成都，当天重庆就解放了。之后几天，老蒋频繁在他住的中央军校（原来的黄埔军校）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所谓的“川西决战”。 12 月 3 日，刘文辉悄悄来见邓锡侯，说：“晋康（邓锡侯的字），张群派人通知，让你和我尽快去和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部队。” 邓锡侯说：“这是吞并部队的手段，合署后，我们就会一直处在胡宗南的监视下。” 刘文辉说：“张群催我赶紧把家人送去台湾，估计也快找你了。” 邓锡侯说：“这是图穷匕见，到最后关头了。” 两人商量，对张群提出的让家眷去台湾以及和胡宗南合署办公，都采取拖延战术。两天后，张群以西南军政长官的名义，在刘文辉的住所，召集胡宗南、萧毅肃、邓锡侯、王陵基、王缵绪等军政大员开会。在会上，西南公署的参谋长萧毅肃指责刘文辉、邓锡侯，说根据情报，邓锡侯的部队在广汉、新都一带阻止胡宗南的部队前进，刘文辉的部队破坏大桥，不让胡部通过。刘文辉、邓锡侯坚决否认，邓锡侯说：“不知道这是谁散布的谣言，应该军法处置。” 刘文辉说：“我的二十四军，分散驻扎在西康，哪有实力阻止胡长官的部队。” 胡宗南听了，打哈哈说愿意把部队指挥权交给邓锡侯、刘文辉，这当然没人相信。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也没个结果就散了。会后，邓锡侯和刘文辉秘密商量对策，刘文辉说：“成都不能久留，不如去武侯祠，那里还有我一个团的部队。” 邓锡侯说：“胡宗南要是真动手，别说一个团，你在武侯祠留三个团也没用。到时候被大军包围，就走不了了。而且，要是在武侯祠大打出手，连累了孔明先生也不好。我建议去彭县，那里离成都远，要是情况不好还能退守山地。” 刘文辉听了表示赞同，还说：“成都形势一天几变，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 张群在飞去昆明见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前一晚，专门见了刘文辉、邓锡侯，问他们在解放军进攻成都的时候准备怎么办。刘文辉说：“走一步看一步，首先肯定是守住西康。” 邓锡侯说：“我这边，只能是先配合胡宗南，等成都守不住了再说。” 这次，张群再没催两人把家眷送去台湾，反而说了一些伤感的话，看来他心里也有预感了。邓锡侯后来回忆说：“张群言语间充满了穷途末路的悲伤，这个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已经绝望了。” 12 月 7 日上午，老蒋通知刘文辉、邓锡侯下午四点去军校见他。两人商量后，觉得很可能去了就会被软禁，然后被强行送去台湾。而且胡宗南的亲信盛文被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正在接管城防，情况非常危急，只能赶紧走为上策。下午，刘文辉、邓锡侯分头出城，在约定地点会合后，第二天来到彭县，并连夜把拟好的起义通电送去在灌县养病的潘文华，潘文华看了后表示不用修改，尽快发表。 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带头，二十多个高级军官联名的起义通电发出去了，这就是著名的“彭县起义”。成都附近，胡宗南的几个兵团以及川军元老杨森、孙震、王缵绪的部队，加起来有三十多万。蒋介石命令杨森、孙震、王缵绪等部队去进攻起义部队，胡宗南让陈克非、罗广文兵团派兵协助。杨森、王缵绪、孙震不愿意川军打川军，就拖延行动。孙震掌握的部队主要是十六兵团（歼灭后重建的），兵团司令官是他的侄子孙元良（黄埔一期）。孙震在成都解放前夕，带着几百两黄金坐飞机逃走了。孙震走后，孙元良态度大变，说要打下彭县等地，活捉邓锡侯、刘文辉。孙部的川军官兵不愿意去打起义部队，一起抵制。孙元良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作战的时候，十六兵团的两个军长和七个师长，没有一个人参加会议。孙元良发现部队不受他控制了，就化装逃走了。这个“飞将军”在成都解放后，靠着伪装身份，一路辗转逃到了台湾。十六兵团的官兵，由董宋珩（孙震的副手）等人带头，决定率部起义。董宋珩到彭县后，对邓锡侯说：“赶走孙元良，大快人心。” 董宋珩把起义通电交给邓锡侯，由刘文辉带到彭县的一部电台拍发出去。陈克非、罗广文是临时划到胡宗南集团的，胡宗南在部署作战计划的时候，让他们的兵团向东攻击，掩护胡部嫡系兵团向西昌转移。陈克非、罗广文对胡宗南很不满，接到攻打彭县的命令后，不仅不执行，还派代表去联络，希望邓锡侯等人能居中协调，和解放军衔接起义事宜。老蒋逃离成都后，胡宗南没处撒气，派兵抄了刘文辉在成都的住宅，把里面的财物抢光了。看到杨森等川军以及罗广文、陈克非的部队都不动，胡宗南本来打算派嫡系部队去打起义部队，但是随着解放军逼近成都，胡宗南自己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坐飞机溜走了。罗广文、陈克非随后率部起义，通电都是委托彭县的电台派发的。彭县起义，除了五万多起义部队外，还影响了至少三个兵团十几万人，加速了他们起义。这也是邓锡侯等人在四川解放时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1942年5月初，日军击败远征军后，进逼滇西，若不阻挡，不出十天昆明难保，西南危矣，无兵可调的蒋介石，只得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1942年5月初，日军在击败远征军后，气势汹汹地逼近滇西，眼看着就要兵临城下，昆明岌岌可危，整个西南地区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张望，却发现手头上根本没有可用之兵，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宋希濂身上。宋希濂接到命令后，面对着严峻的形势，眉头紧锁。他的集团军里只有两个军，其中六十六军在缅甸作战中损失惨重，只剩下不到五千人，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投入战斗。七十一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三个师正在赶往云南的路上，只有36师距离滇西但此时也还在祥云，距离保山还有很长一段路程。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日军随时可能发动进攻，宋希濂急中生智，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集中所有运输工具，将36师火速运往保山，以最快速度赶到前线。蒋介石对这个建议十分重视，立即指示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全力配合，调动所有能动用的车辆，争分夺秒地将36师的官兵运往保山。为了确保36师顺利到达，军委会还派出了工兵营，在惠通桥附近待命，一旦战事不利，就将桥梁炸毁，阻挡日军前进。工兵营的营长马崇六带着军事参谋团的团长林蔚和参谋处长萧毅肃，来到惠通桥附近，仔细查看了防守情况，发现目前的兵力根本无法守住桥头，于是林蔚下令，让张祖武负责炸桥，一旦情况危急，立即引爆炸药。张祖武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三个连长，商讨炸桥方案。他们将炸药分别布置在桥的不同位置，并仔细检查了引线，确保万无一失。张祖武拿着电引爆器，随时准备动手。午后，桥上人流如潮，车辆拥挤，宪兵们不得不开枪维持秩序。混在人群中的日军便衣听到枪声，以为暴露了，立即掏枪还击，企图抢占桥头。对岸的日军大队也趁机发动进攻，对着桥头就是一顿猛烈的炮轰。张祖武看到桥上还有很多老百姓没有过河，心中十分纠结。他知道，炸桥的话，这些老百姓可能就会被炸死；但如果不炸，让日军占领桥头，后果更严重。张祖武咬咬牙，下令炸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惠通桥轰然倒塌。日军指挥官气得暴跳如雷，命令士兵对那些没有过河的老百姓开枪，不少人惨死在枪下。惠通桥被炸毁后，日军进攻暂时被阻挡，给援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军委会和云南的龙云主席都发来嘉奖信，对张祖武的英勇行为表示赞赏。 36师还没有赶到，日军已经开始准备强渡怒江。除了张祖武的工兵，守桥的只有不到三百人的宪兵和保安队，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虽然他们拼死抵抗，但日军还是成功渡过了怒江，当晚就有五百多名日军上岸。就在守桥部队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36师的先头部队终于赶到。他们分成两队，一队接防，阻止日军继续渡河；另一队则直接攻击已经上岸的日军。 36师的装备精良，机枪一响，对岸的日军吓得不敢动弹。第二天，36师的大部队也赶到，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最终将五百多名日军全部消灭。惠通桥之战是滇西战役的关键之战。如果日军顺利占领桥头，后面的日军将会源源不断地涌入滇西，整个云南都将面临沦陷的危险。宋希濂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他被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负责滇西的防御工作。之后，宋希濂率部与日军在怒江边相持，两年后滇西反攻战打响，第十一集团军再次立下赫赫战功。宋希濂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抗日名将。

1949年11月，挺进西南的解放军，用电台向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喊话：“严啸虎注意，你在成都治安维持的不错，希望继续维持。只要不烧杀、不破坏，我们是很欢迎的。” 在抗战时期，川军无疑是抗日中坚力量。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无畏精神，为国死战，演绎出一部悲壮的抗战史诗。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下，这支军队的反动本质也逐渐暴露，到了后期，解放军势如破竹，在凌厉的攻势下，这支有着“无川不成军”美誉的部队也逐渐军心溃散，一败涂地。对于主动投诚的国民党士兵，解放军向来实行优待政策，为了减少伤亡，解放军采用高明的“攻心”之计，加大宣传力度，以极大的热诚鼓励敌军将领率部起义，弃暗投明。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川军老将的严啸虎才会思绪万千，这些年，他深切痛恨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对老蒋的作为也愈加反感，对自己的未来前程也在做着深沉的思考。而听到解放军亲自对他喊话，严啸虎内心翻涌，马上召集部下刘文辉、邓锡侯商议，得到部下一致拥护后，严啸虎决心已定，开始研究具体投诚步骤。但正在此时，早有警觉的蒋介石已然将严啸虎家属扣押，并嘱咐亲信胡宗南，要对其进行制约。胡宗南对委座心思领悟透彻，立即让盛文架空了严啸虎的权力。此时的严啸虎愤懑又无奈，他苦思脱身之计，却始终没有万全之策，直到1949年12月9日，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这日天刚刚亮，成都城外的一场大火便让大多数守城兵士乱作一团，严啸虎当即命亲信吴宗国与刘、邓二人在龙桥会合，准备倒戈。事情比预想地顺利地多，在得到手下各部将领的一致拥护后，严啸虎立即与刘、邓等多名高级将领联合致电毛主席，朱老总，表示愿意弃暗投明，拥护新中国。没过多久，一封党中央的嘉奖令便不期而至，高度肯定了严啸虎的投诚行为。与之相反的是蒋介石面对一败涂地的局势，只得与一众国民党高级将领仓皇逃窜，此时，他总算饱尝了众叛亲离，心惊肉跳的滋味。成都解放后，严啸虎得到了贺龙将军的热情接待，此时，他真心感觉到了共产党的善意，觉得自己做出了此生最明智的决定！但是妻儿的天各一方又让他颇为伤感与担忧。几经辗转，在参谋次长萧毅肃的帮助下，严啸虎的家人才以探亲的名义从台北抵达重庆。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国民党内部元老对严啸虎伸出援手，屡次对以郑介民为首的台湾特务施压，这才能真正促成严啸虎家人有惊无险地返回大陆。后来，严啸虎一直从事文史工作，在担任四川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期间，他著有《川西起义经过》等，这些著作都对研究那段辉煌历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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